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数实融合已成为突破要素约束、培育新增长动能的核心战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兼具雄厚实体经济基础与蓬勃数字经济生态,其探索实践对全国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必须认识到,数实融合是一把“双刃剑”,唯有精准把握其内在规律,才能充分释放其赋能价值。
数实融合通过重构生产要素、创新模式与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要素形成协同融合效应,显著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数字技术与实体技术的深度渗透,能够拓展创新范式边界、提升创新体系质量。同时,该融合机制为企业构建了对内智能化转型、对外生态化协同的技术赋能体系,有效驱动运营成本结构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实融合并非没有代价,其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组织管理层面,深度融合易打破企业既有组织惯性与管理惯例,涉及流程再造、关系重构与认知范式调整等系统性变革,这可能提升内部协调成本,引发管理效能衰减与运营效率下降。在创新发展层面,过度依赖现有数字技术平台与数据分析模型,可能使企业形成创新路径锁定,导致创新结构刚性化,损害长期创新活力。在适配衔接层面,数实融合需与产业链技术基础及市场需求实现精准匹配。若盲目追求技术先进性,易诱发数字系统与实体生产流程脱节,不仅造成资源冗余消耗,更将阻碍技术红利向生产率的有效转化。
广州的数实融合实践走在全国前列,企业活跃、发展均衡,但在迈向深度融合过程中,也显露出若干结构性短板。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存在“硬强软弱”的矛盾。物理网络与算力设施水平领先,但软件应用、生态培育及人才集聚相对滞后,技术红利释放不足。二是财政补贴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衡”的格局。补贴力度与持续性较优,但大部分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重建设、轻运营”的补贴方式削弱了政策效能,广大中小企业依然面临转型门槛高、融资难的困境。三是前瞻布局面临“应用强基础弱”的倾向。政策更多聚焦于应用层赋能,而在工业软件、核心芯片等底层技术攻关,以及数据治理等规则创新上投入相对不足,不利于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这些挑战表明,广州亟须超越单纯鼓励技术应用的阶段,转向构建一套能精准回应深层矛盾、引导均衡发展的系统性政策体系。
一是,构建“普惠均衡”的财政激励与金融支持新机制。针对补贴失衡与中小企业融资难,财政政策应从选择性扶持转向普惠性赋能。对链主及重大项目探索“后补助”,将其与产业链协同、技术溢出等实绩挂钩。金融方面,创新数据资产信托融资等模式,激活企业数据资源价值;建立“政银保担”风险共担池,为中小微企业转型贷款提供增信与风险补偿,切实破解“不敢转、没钱转”的困局。
二是,实施“软件与普及”双提升筑基工程。在持续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启动“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普及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低成本、轻量化的数字化工具包与诊断服务。联合龙头企业与平台,打造行业数据空间与工业互联网微服务平台,推动行业知识软件化、模型化,降低中小企业技术获取与应用门槛。
三是,布局“前瞻研发与敏捷治理”并行的创新与规则体系。为弥补基础领域短板,可设立“数实融合前沿技术特区”,在自动驾驶、AI制造等领域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鼓励“技术—产业—规则”协同创新。同时,加快数据要素顶层设计,出台数据条例,明确数据授权运营、合规流通与隐私保护规则,为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奠定法治基础。
四是,打造“场景驱动、生态协同”的开放式融合应用场。推动“技术找场景”向“场景育技术”转变,实施“场景应用示范工程”,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方式,鼓励本土创新产品和服务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成熟。推动组建“跨界数字生态联盟”,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科技公司、高校及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形成常态化协同,将广州的产业全域优势转化为融合创新的系统优势。
数实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绝非坦途。广州要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必须摒弃“技术万能论”的简单思维,深刻理解融合的双刃剑效应,从追求融合的“速度”与“广度”,转向把握好“程度”与“效能”。通过构建精准化、差异化的政策体系,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前瞻布局与稳健经营、自主投入与生态协同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广州的产业基础优势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在数实融合的国家战略中走在前列、示范引领。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现代产业研究所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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